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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”

时间:2019-09-11

  

“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”

  谈及现实中的“归来”,许子东举的是自己身边真实的例子。他考研究生之前去看望在华东师大的许杰老师。到老师家门口,他刚好遇到一位从老师家出来的人,对方看上去像60多岁的人,随口吐痰,头发乱糟糟,很落魄的样子。他随口问老师,刚才这位看望他的人是谁?结果这位老教授告诉他:这是1957年华师大中文系的一个学生,他因为想不通我们这些教授为什么会被打成“”,所以他就站出来提问题,说这些老师思想很进步,为什么是“”?结果这个学生也变成“”了。老师变“”是从小洋楼变到平房,250块工资变成180块。而这个21岁的学生变“”,就到青海去劳教,一去20年。等平反之后,让他回原籍教书,一直没有结婚,“实际上当时他只有40多岁,看上去却像60多岁了。我的老师说,这个学生脑子已经有点问题了。”许子东坦言当时的自己非常心痛,多年之后,他回到华东师大做讲座时,也特意提到过这位华师大中文系学生的故事,“我说那也是杰出校友,你不能今天某某人出名了,你就说他是杰出校友。而这些当初凭着一颗赤子之心、20来岁出来替老师说话,最后几乎毁了一生的人,也是我们的杰出校友。可是他们现在连回学校的机会都没有,学校办任何活动都不会想到他们的……那也是一种‘归来’”。 问:有评论认为,电影《归来》以揭露的名义演绎丑恶,摧毁主流价值,您怎么看? 许子东指出,他强调的是张艺谋这部电影的象征意义,在他看来,今天的社会中,有很多婉瑜。有一种是选择性失忆的,也有一种是对“文革”没有概念,完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的。“还有一种,就是那些专门组织老太太在卢浮宫门口跳广场舞的,这是不是另一种婉瑜呢?” 许子东:其实“文革”话题跟大家是息息相关的,70后、80后、90后,其实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,你要是不去检讨、不去反省“文革”,它随时就会在今天我们的生活当中。 但是重回现场有风险,诸如需要勇气,需要负责任等等,“所以多少年来,人们宁愿采取一种淡忘、回避的态度,让它慢慢过去,过幸福生活就好了,大家买房子了,大家吃得好了,超级市场有吃不完的东西,我们日子一天比一天好。”然而,在许子东看来,不重回现场,风险更大。“不能让婉瑜一直失忆下去,即便有风险。如果你不面对这个现状,会有更大的风险。”许子东说:“我引用我小时候记的据说是列宁说的一句话:忘记过去,就意味着背叛。” 为什么是1980年代?“《芙蓉镇》拍完以后,我有一次在去香港的直通车上,非常巧地碰到谢晋,他旁边还有姜文和刘晓庆,他们到香港去公映《芙蓉镇》。谢晋当时跟我讲了《芙蓉镇》公映的苦衷。《芙蓉镇》当初拍完以后不能公映,反复地审查,原因是电影的结尾是一个大的坏人升官了,小的坏人变神经病了,变了神经病以后,满街喊一句:78年再来一次,78年再来一次。当初就因为这个结尾,电影不能公映,得一级一级地审。最后电影是公映了,但是有指示说,以后类似的电影少拍。”此后,正面描写“文革”伤痕的电影就非常少,许子东指出,此后还有一些电视剧如《激情燃烧的岁月》、《那些知青岁月》等等,将那段日子变成美好往事,让年轻人看得热血沸腾,他觉得那不是太妥。 但是重回现场有风险,诸如需要勇气,需要负责任等等,“所以多少年来,人们宁愿采取一种淡忘、回避的态度,让它慢慢过去,过幸福生活就好了,大家买房子了,大家吃得好了,超级市场有吃不完的东西,我们日子一天比一天好。”然而,在许子东看来,不重回现场,风险更大。“不能让婉瑜一直失忆下去,即便有风险。如果你不面对这个现状,会有更大的风险。”许子东说:“我引用我小时候记的据说是列宁说的一句话:忘记过去,就意味着背叛。” 许子东:其实《归来》是非常体现主流价值的,今天中国的主流价值就是家庭伦理的价值观,就是Coming Home。世界上三大价值系统,一个是政治伦理,第二是家庭伦理,第三是职业伦理。西方当然还有一个宗教,我们先不讲宗教。“文革”的时候是政治伦理压倒家庭伦理,今天说实在话,是家庭伦理全面压倒政治伦理,但是被忽略掉的是职业伦理。中国今天主流价值观是家庭伦理,就是我为了我的小孩,今天任何一个贪官都会跑出来说我是为了我的妈妈、我是为了我的小孩。这个是没有争议,不能怀疑他任何的真诚。 许子东对有关“文革”的文学,曾做了专业的学术研究。他找了上世纪80年代的50部小说,然后从这些小说中进行总结。而谈到有关“文革”的电影,许子东提到《芙蓉镇》、《霸王别姬》、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、《天云山传奇》、《末代皇帝》等,而前三部在他看来是表现“文革”最好的电影,分别代表了不同的时期、不同的观点。而小说方面,有如《伤痕》、《绿化树》、《男人的一半是女人》、《平凡的世界》等等,且大部分都是1980年代的。 张艺谋的《归来》改编自作家严歌苓的小说《陆犯焉识》,不过只用了小说的尾巴而已。许子东笑言他本人跟严歌苓很熟,曾当面说过对她改编的《金陵十三钗》不甚满意,“我说这个民族鲁迅以前早就说过了,灾难过后就拿一些受难的妓女在那里纪念,整个境界还不如莫泊桑的《羊脂球》,严歌苓就辩护一番。当然我跟她关系很好,她现在很红,写的小说不是陈凯歌就是张艺谋导演,改编权比稿费还高。”不少人认为电影《归来》不如原著小说,许子东称自己并未看过小说,单纯就电影而言,他认为“改得挺好”。他称自己“电影看得很投入”,“我一路看就在替陈道明演的男主人公着想,怎么能让他的老婆不失忆呢?陈道明在片中用了各种方法,比如看照片、弹钢琴、在火车站相遇,但老婆就是不认识他。我在电影院做观众,坐着傻乎乎地想,怎么这么笨,这么简单的方法不用。什么简单的方法?就是重回现场。” 他指出,“归来”这个题材在很多写“文革”的作品里面都很出名,“文革”时期最有名的一个“归来”题材叫《我该怎么办》,是由广东作家陈国凯创作的,讲的也是一个“归来”的故事,主人公在“文革”当中受了各种各样的冤枉,回来以后发现他的太太已经跟另外一个男人在一起了。小说是从这个女的角度来写的:男的走掉了,有另外一个男的对我好,我就跟他好了,最后这个男的回来了,我该怎么办。“现实当中的陆焉识隔了几十年以后回来,多数老婆已经跟人家一起生活了。不要说巩俐演的女主角这么漂亮,就算一般的人几十年怎么熬得下去?总有人要关心、照顾她。所以通常Coming Home,这个家已经是回不来了。” 谈及自己对“文革”小说的研究,许子东指出,他在《解读50篇“文革”小说——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》中研究了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人如何讲述“文革”故事。“怎么讲述‘文革’的故事?有两种最基本的故事,一种是重复,一种是新鲜。每个人小的时候,都喜欢听重复的故事,而很多大人也喜欢看重复的电影,像007系列就是。重复的故事是巩固你的价值观,你只得到观能的享受,而新鲜的故事,是挑战你的价值观。” 许子东发现1980年代中国人讲“文革”的故事,通常是把“文革”分成四个阶段。首先有一个大前提,“文革”是一个灾难,这个灾难通常分为四个阶段:“第一,灾难前。灾难前,一般女主角都很漂亮,男的都有一些缺点,这个很有意思,几乎都有的。第二,落难了。落难一般有很多不同的途径,一种途径是突然你一上班,就发现周围人看你的眼光变了,你晓得有问题了,你还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。另一种是大字报点名。第三,好友背叛。你的好朋友突然就背叛你了、不理你了,甚至变成你的敌人。第四,参加会议,常常你进去时是人民,出来就变敌人了,在这个会议上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变化。”许子东指出,1980年代讲“文革”的故事,一是灾难,但第二一定要拯救。“作品要是不能拯救,这个作品是得不了奖的,也是不能畅销的。拯救有各种不同的途径,有一些男的身体受难,身体受难主要通过两个:一个是饿肚子,另外一个是性饥渴,身体受难一定会有一个民间的女子来救他。《绿化树》、《蝴蝶》、《人啊人》、《芙蓉镇》等等,很多小说都是,落难的时候有女人救,回到高位上那个女的就不见了。这种集体无意识,我看了50部小说无一例外,凡是在危难时期拯救过男主人公的女主人公到最后都不见了。读这些‘文革’的小说,我发现我们的国民心理在无意当中得到非常深刻的体现。简单地说,女的重目的,男的重过程。男的目的是无所谓的,过程就是一切;女的是过程要有目的才叫过程。所以,非常有意思的这种互救。” 许子东总结道:“对于那段历史,失忆的或者是产生困惑的、产生怀疑的,这样的人是很多的。其实在我看来,从象征意义上来讲,医治这些问题最基本的方法,也还是重回现场。” 问:今天的讲座现场吸引了不少70后、80后甚至90后的年轻人,您对此怎么看? 在张艺谋导演的电影《归来》中,女主角婉瑜在政治运动中受了刺激而失忆,认不出劳改归来的丈夫陆焉识,陆焉识用尽各种办法试图唤醒她的记忆而未果。如何才能医治女主角的灾难后遗症?清醒的观者和心理医生或者会建议:为什么不让女主角“重回现场”?在象征意义上,像女主角一样因对历史失忆而患有“文革”后遗症的国人并不少见,是否也应该以某种方式“重回现场”?7月5日,著名学者许子东亮相何香凝美术馆,就上述话题展开演讲,这是一个从电影《归来》谈起,关于历史、革命、青年与互联网的学术讲座。在讲座最后,许子东再次强调,忘记过去,就意味着背叛。 当日的讲座现场爆满,主办方还特设另外一个场地进行同步直播,气氛十分热烈。许子东先生坦言,原以为对他的演讲题目《小说与电影中的“文革”:从谈起》感兴趣的只有同龄人,完全没有想到来的还有很多80后与90后观众,这一点让他分外欣慰。谈及张艺谋的《归来》这部电影本身,在许子东说:“什么归来呢?往事归来!说得更深一点:魂归来!我读出来的意思是丈夫归来、老公归来、往事归来,往事归来等于往事不能如烟,或者得再重一点,魂归来。可是英文叫Coming Home,准确的翻译叫回家,这个家回不得,为什么?这个家是中国伦理,这个中国伦理在那个时代是被砸碎的。所以这个隐喻关系非常妙,我们这个电影不能叫‘回家’,因为家没有变,太太还很好,主人公也没有变。可是实际上‘文革’后中国人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回家,家是一个象征性的。” 许子东提到的另外一部“文革”小说,是作家张弦写的小说《挣不断的红丝线》,小说是讲一个知识女性在上世纪50年代初到了军队里面,军队就帮她介绍一个领导,两人要结婚。她跟领导一起出去散步,她就看着月亮说,今天的月亮好美啊!那个领导说,是啊,像一个烧饼!这个女知识分子觉得有距离,拒绝了这个首长的好意,最后嫁了文工团一个拉小提琴的,看起来貌似很完美的结局,对方会弹贝多芬、肖邦什么的。过了几年,她的老公变成了,去农场劳改,被放出来之后,老公彻底畏缩,看到老婆就害怕,人也完全没有当初弹奏贝多芬、肖邦的激情了,邋里邋遢的,还流着鼻涕,完全没有当初知识分子的风范。小说的最后,这个女的还很漂亮,当初被她拒绝的那个说月亮像烧饼的领导,当了一个城市的市长。小说的结尾,是这个女的又回到了市长的怀抱里。许子东指出,“这又是一个‘归来’的故事,如果站在陆焉识的角度来讲的话,这个家也是回不去的。” 华东师范大学文学硕士,加州大学文学硕士,香港大学哲学博士。现任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,凤凰卫视“锵锵三人行”嘉宾。著有《郁达夫新论》、《当代小说阅读笔记》、《呐喊与流言》、《张爱玲的文学史意义》、《重读“文革”》及《越界言论》。 许子东谈到,知青文学作家如阿城、史铁生、韩少功等,跟上一辈的作家写的有所不同。他们的知青落难,“文革”当中陷入迷茫时,都会出现一个智慧老人。“史铁生是我认为一流的作家,写的非常好的一本小说,叫《遥远的清平湾》,里面讲一个知青在乡下放牛,跟一个放牛的老人对谈,那个老人就是当年参加红军、后来被抛弃在那里的老人,他跟老人朴素的对话构成了对青年的启蒙。另外还有一个非常出色的作家叫张承志,张承志的老人就是草原母亲。他的小说《北方的河》、《金牧场》、《心灵史》等好多小说里面都有一个草原母亲,这个人对男主人公起了一个点化、启蒙的作用。”在许子东看来,这些小说最有意思的是最后一部分,十连胜遭终结 国安战泰达此役至关重要,就是所谓“归来”的部分,也就是遭遇灾难之后:第一,女的会比以前更加幸福,男的是升官或者平反,一般来说,男的要重回故地,平反了以后男的都要重新到原来的地方,然后要感谢苦难。第二,宽恕。“宽恕就是陆焉识对女儿的态度,更是陆焉识对方师傅的态度。所以《归来》里面,这两个男主人公的两个小细节背后是我们今天的主流话语,而这个主流线年代的这些‘文革’叙述已经奠定下来的。反过来说,也可能在那个时候,那个时候写小说的都知道,你的小说要发表、要得奖,是经过很多修改的,那个时候的主流意识形态就是主张宽恕。”第三,有一些审判,但是在不少小说里,都是审造反派,而结果都是同情造反派。 许子东替张艺谋导演想了三个“重回现场”的方法:第一,让女儿详详细细地忏悔。你这个老爸被抓走,不就是因为女儿为了当芭蕾舞主角而告密的吗?这个在电影里面做了非常微妙的处理,女儿憋了很久,女儿其实心里已经想了很久,终于说出一句:爸爸,当初是我报告的,我出卖了你。结果,爸爸头都没回,说:我知道。“这一笔非常精彩,这一笔显示了我们今天处理历史的一个态度,就是一种原谅的态度。”第二个方法,就是让戏里的方师傅出来,让陆焉识接近方师傅搞清楚状况,找出太太犯病的症结所在。”许子东提出的第三个方法,就是重新再还原天桥抓人的现场,让当时主要的几个见证人都能亮相,证明陆焉识就是婉瑜的老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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